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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“公天下”政治理想的路径

2013-03-15 09:54  来源:凤凰网读书   进入论坛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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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天下: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》

作者:吴稼祥
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13年1月

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,如无授权,请勿转载。

双主体法权:“政权形态”的现代化

中国历史上最优良政体的核心要件有两个:一是多中心治理;二是必须有权威体系。但两种绿Y政体,也并非十全十美,更不可能被今天的中国直接沿用。

它们的共同问题是:

第一,权威形式过时。清朝以后的中国,不可能再穿龙袍(神龙权威),更不可能重回襁褓(血缘权威)。对于襁褓或血缘权威而言,所有人都是“出身决定终身”;对于龙袍而言,则必须靠天吃饭,得看你摊上的是一条什么样的“龙”,而且,其本质上与多中心治理也格格不入:天下只能允许有一条“真龙”,被打败的“龙”,都只能是死蛇。

第二,权力结构过时。先说封建制。封建制是通过领地与世袭这两种方式来组织多中心治理的,但是会出现如下三种情形:1.如果“大宗”在领地内还是通过“领地”且持续代代分封“小宗”,就会像政体Ⅱ的西周那样,遭遇“自杀困境”(第十章);2.如果在领地内采取郡县制且不再细分,就会像政体Ⅳ的西汉那样发生“前后七国之乱”,或像清初那样发生“三藩之乱”,遭遇他杀,重复战国故事(第十四章);3.如果采取诸侯王世袭来组织多中心治理,则难免不肖子之祸(政体Ⅱ),或者“不过三世”就全挂了(政体Ⅳ)。

将上述“权威形式”和“权力结构”二者结合起来,我称之为“政权形态”。权威形式和权力结构都过时,意味着政权形态过时。经济上,我们把财产所有权简称为“产权”;政治上,对国家主权的所有权就是“政权”。无论产权还是政权,都有一个形态问题。古老的产权,只有一种形态:实物形态,简称“物权”。物权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把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与明晰化程度统一起来。因为在物权形态下,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与明确化程度成反比:同一种物品或同一个企业,如果就其实物形态而言,共有的人越多,明晰化程度就越低。在实物形态下,彻底地明晰化,就等于个人化。而没有产权的社会化,就没有现代化大生产;没有产权的明晰化,对预算的约束就会软化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产权才实现了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分离。当产权的价值形态采取货币形式时,是“债权”;采取证券形式时,是“股权”。股权形态的产权,可以把社会化与明晰化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,因而成为当代产权主流形态。

古老的政权形态,是“君权”。中国古代的君权,如前所述,有两种样式,一是血权,二是龙权。两种样式都是“物化”的,“血”是现实物体,“龙”是虚拟物体。不过,无论是“血”还是“龙”,都不能单独构成“君权”。它们是君权的“魂”,必须附体,而“体”就是土地。君权的神圣性来自“魂”,而强弱大小来自“体”,体大则强,体小则弱,丧体则魂散。毫无疑问,血缘君权和神龙君权都不可能把多中心治理与大规模统一结合起来:神龙君权是多中心治理的天敌,因为“天无二日”--有大规模统一,就没有多中心治理;血缘君权则是大规模统一的天敌,因为“繁星满天”,开始被拱的月亮(天子),日渐亏虚。

另外,产权的物权形态和政权的君权形态,还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排他性占有--因为物化形态的东西,一旦被占有,就排斥其他者。只有能被明确等分的东西,才能既保留占有的明晰性,又消除占有的排他性。所以,价值形态的产权(比如股权)和抽象形态的政权(比如“法权”)才可以被明确等分:前者可以等分为“股票”,后者可以等分为“选票”或“席位”。而且,也只有不排他的政权形态--法权,才能使公天下理念、大规模统一与多中心治理三者兼得。

法权,字面含义很简单:依法享有的权利,或法定之权的意思。但学术上的“法权”概念,就复杂多了。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政治神学,在现代德国哲学里备受重视,康德、黑格尔和费希特等大哲学家都曾把它作为自己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。德文“recht”,兼有“法律”和“权利”双重含义,因此经常被译为“法权”。英文“right”,则只有“权利”,没有“法律”的含义。因此,在英语世界里,少有“法权”学说。

此处没有篇幅对法权展开讨论,只要了解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的法权的具体指谓即可--私法领域的法权,指的是财产所有权;公法领域的法权,系指公共权力所有权。当政治共同体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时,其政权形态就是“君权”;当政治共同体是全体法人(包括个体法人和社团法人)的共同财产时,这样的政权形态就是“法权”。法权与所谓“人民主权”的根本区别是:法权必须被法人分割或等分,而人民主权不可被分割或等分,因为“人民”不是可操作的实体,只是一个集合名词。

被个体法人(公民)等分的法权,或者说“公民法权”,是选票;被社团法人(州,或省)等分的法权,或者说“地方法权”,是行政首脑和议会里的固定席位。公民法权是新的权威形式,也就是上文提到的“布衣”;地方法权是新的多中心治理。这种双主体法权体制,在美国,就是一人一票(选举权)和一州一长(民选)以及一州两票(在参议院的席位);在西方政治学里,这被称为“复合共和制”,或“联邦制民主”。

这种体制对其治理的大规模国家,既有减压功能(通过多中心治理),也有均压功能(通过分层授权)。

所谓均压,是指政治体系中支配者在权力上自上而下逐层施加压力,而被支配者在权利上自下而上间接或直接施加压力,当两种力量达到平衡时,就是均压政治。夏商平天下,没有压力(发达社会是分层的,没有垂直压力便无法管理);西周兼天下,是负压(下对上的压力大于上对下的压力);单一郡县制,是高压(只有上对下的压力,没有下对上的压力);封建-郡县混合制,是混压(内部是高压区,外部是低压或负压区,不对称)。因此,这些都不是均压政治。

在与领地权挂钩的封建君权制下,此问题无解,因为权力和权威来源不同:权力来源于土地,权威来源于血缘或神龙。当土地来源与权威来源一致时,就是单一郡县制下的高压政治;当土地来源与权威来源不一致时,就是单一封建制下的负压政治,因为诸侯的权威来自天王授权,土地却来自战争。

双主体法权制下,权力和权威最终都来自公民授权,但不是一次性授权,而是分次授权,使政治压力具有随机可调节性。这里的非“一次性”有两个含义:第一个含义是时间上的,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授权,既不终身,更不世袭;第二个含义是主体上的,不是只授权给一个主体,而是既授权给地方政府,也授权给中央政府,让这两个权力主体相互制约,这样便可以防止中央集权(高压)或地方坐大(负压)。


优化稳压功能:从禅让到票选

双主体法权,对于大规模政治体而言,不仅具有解压功能和均压功能,在结构上,还具有稳压功能。

物体的稳定,可以分为两种:内生性稳定和外维性稳定。内生性稳定,靠的是自己的内在结构。有内生稳定结构的,稳度高。稳度与物体的重心高度成反比,与底座支面成正比,因此,物体的重心越低,支面越大,稳度也越大。

君权制单中心立体中央集权(比如政体Ⅲ),由于权力与权威均来源于上面,重心高,支面小,因此,很不稳定。有趣的是,这种政体被某些西方研究者称为“金字塔型”结构25,而金字塔是经典的内生性稳定结构--重心极低,支面极大,埃及法老政体虽早已灰飞烟灭,但金字塔仍然笑傲人间。这不矛盾吗?矛盾其实是表面的。说中央集权是“金字塔”权力结构,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:一是从集权程度和等级高度上看的,中央和首脑在权力的顶峰;二是从人数多少上看的,权力越大,人数越少,而顶峰上只有一个人--皇帝、领袖或元首。

从重心和支面上看,非民选中央集权体制是一只锥子,权力重心都在上面,被削尖的支面在下面。因为自愿支持它的人数非常少,所以,非但不稳定,而且立不住。多中心治理,解决重心下移问题;构造权威体系,解决支面扩展问题。最焦虑稳定的,历史上要算秦帝国,没有权威体系支撑,是锥子,头重脚轻--上面无限集权,下面缺少支面。

先秦血缘权威和后秦神龙权威,都是为了解决支面问题。血缘权威下的帝王,是最高大宗、最尊的宗族长老,下面都是子孙,支面够大,所以它的稳压功能不错,存活1594年,只换了三个王朝。但它容纳不了社会发展,既防止不了王国权力重心塌陷,如周天子;也防止不了诸侯国内权力重心上移,如秦国。最终寿终。龙袍权威的可能支面,比血缘权威更大,不限于自己的子孙或拟制的血缘关系,它试图涵盖所有人,即便今天的流行歌曲里,也还有这样的歌词:

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

它的名字就叫长江

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

它的名字就叫黄河

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

它的名字就叫中国

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

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

……

龙的粉丝这么多,就是祖先们从哲学、文学和神话上神圣化“龙”的结果(第十三章有专题讨论),试图说服所有臣民自愿服从任何穿上龙袍的人,即使他是蛮族征服者。因此,龙袍权威的生存能力更强,活了2117年。法国大革命后,世界上所有神授或天授的君权都得了绝症,活下来的,也只是供观赏的样品,如英国皇权,已接近于恐龙化石。

中国的辛亥革命,宣判了龙袍的死刑。失去权威体系的民国政权,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裸体的全国政权,想用训政搪塞国民,最终被赶到了岛上。

从单中心回到多中心,从禅让制进到票选制,目的是让双主体法权体制发挥解压、均压和稳压功能,使公天下理念、大规模统一和创造性活力兼得。从1911年神龙权威突然死亡后,龙袍成灰,中国就遭遇了第二次权威危机。虽然辗转反侧,寻找各种奇装异服,结果大都成了皇帝的新衣。其实,这件衣服早就有了,那就是尧舜缝制、孔(子)老(子)都想穿的“大道”葛衣。不过,无论是传说中,还是典籍上,大道葛衣并非人人可穿。

在第七章我们曾讨论过,孔子和老子在“大道”的实体含义上有共识:理念是“公天下”,操作方法是禅让。“公”可以分为“制度”和“功能”,当它“显”现为“制度”时,是“大道之行”;当它“隐”含为“功能”时,是“大道既隐”。从制度层面讲,无论是唐虞之世的禅让,还是西周之世的分封,“公”的程度都有限。

禅让制是这样安排的:在任最高君主提名继任最高君主,提请某些部落联盟首领(比如“四岳”)附议认可,既不是终身制,更不是世袭制,但也不是任期制。它的“公”,不表现在全体社会成员对天下权力的共同拥有和共同使用上,只表现在天下主权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家族上。这是一种否定性的“公天下”,而非肯定性的。这里的否定性,指的是天下主权悬空,没有着落与归属。这样的体制,不适合大规模治理,支面也很小,存活时间自然长不了,两代而已。

西周分封制的安排是:天下名义主权归属于一个家族(姬周家族,不是一个家庭,更不是君主个人),但实际主权和治权则是许多家族也就是“大家”分享的。但这个“大家”,不是“人人”,因此,这个制度也是“小公”,不是“大公”。所谓“小公”,就是天下主权被“大家”分享,而非“人人”分享;“大公”则是被“人人”分享。此处的“大家”,是指与主权家族有血缘关系或有拟制血缘关系的若干家族。1911年后的中国及国民党政权,政党或家族替代了“四岳”,“天下”主权如同唐虞之世那样悬挂并禅让,与后秦神权权威家天下相比,显然是个进步,但依然是否定性的小公天下,而非肯定性的大公天下。

历史上,并非我们的祖先不够智慧,不够无私,所以未能实现肯定性的“大公”天下;而是任何软件设计,都需要硬件承载。大公天下,需要“个人”从氏族和宗族的“胎盘”上分娩出来。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,至少从大禹登基到秦帝国建立;历史上,这个分娩过程,也是血腥的--商鞅是助产士,他的变法强制推行“单丁”家庭,加快了分娩过程。但是,“个人”虽然可以强制被分娩,却只有在商业环境里才能成长,在工业时代才能成熟。后秦时代大规模统治对稳定的渴求,把个人压缩在土地上,成为依附于土地的“小农”,成为长不大的“个人侏儒”。

但是,只要公民个人得到了充分发育,这样,唐虞、武王之世只有部落首领和贵族可穿的“大道”葛衣,就优化成了人人可穿的公民布衣。这种合法性外衣,就叫主权民授权威,只有它才能结束中国1911年后的权威危机。

多中心治理的双主体法权制,就是本书所谓的“大公天下”,其目的,可以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来表达:“既能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,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。”用我的话说,就是兼得规模与活力,远超尧舜,近赶美欧。

(摘自《公天下: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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